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宪法严重缺乏应有权威的问题。

第三，公民社会救助权的满足和政府履行社会救助的职责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作为人权、公民权的重要内容，公民享有依法获得国家社会救助的权利，这项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义务的履行，需要通过政府施以援手为现代社会中无数的不特定的公民个体提供救助，从而帮助这些需要救助的不特定公民个体得以克服风险、走出灾难。

在舟曲社会救助中，受灾群众享有向政府请求社会救助的权利——这与政府主动提供社会救助履行职责的行为之间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的——尽管在政府履职的行政行为方式方面存在些许差异。[7] 当然，这里针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及其审查机制、民众的异议表达机制和可能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未及在本文中进行论述。需要突出发挥省级政府的领导组织作用和基层政府的执行实施作用。政府履行社会救助职责是当为的、必要的。有学者业已指出，给付行政程序本来就是一个概括式的概念，是对给付行政中涉及的各种程序的一种总结。

在舟曲救灾中，政府的履职是毋庸置疑的。社会救助具有对象的普遍性和内容的特定性，由此要求政府行动必需法治化。[7] 当然，这里针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及其审查机制、民众的异议表达机制和可能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未及在本文中进行论述。

从意见的这些规定来看，似乎延续了以往的片面或者说主要依赖内部监控和行政监督的思路，而对社会监管的重要作用重视的程度似乎应该在行政社会化或者说多元治理理念之下有待提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规范性文件，在舟曲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甘肃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相继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措施，确保了灾区秩序有序、群众生活稳定。[8]第四，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救助职责差异与关系调适。尽管事实上已经先后在汶川救灾和舟曲救灾中映现出社会监督、社会权利主体的参与和介入的积极作用

尽管立法与否由立法者衡量，但上述情形会导致立法裁量权的减少。比例原则的成功史也与法院实践不可分割。

金融市场活动家们在国内选举或重要政府决策的前后会作出评估并发表威胁性意见。它让私人介入警察任务甚至刑事犯监管事务，战争则由私人部队进行。政治道德是法律文化发展和维持的前条件。很久以来欧洲宪法学家自信地对外输出我们的法治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传统，推荐给那些曾经以及正在由篡位精英们——以具有形式正当性的、充满意识形态或封建家族似的告白和多多少少无视法律的方式——统治的体制。

面对目前来自社会领域的威胁情势，我们有理由促使这一机制发生效力。一方面是立法视角下的问题：何时以及何种条件下，社会利益表达会导致立法的质量缺陷以及单方面利益取向？另一方面，行政决策也面临同样的质量疑问。这又说明，宪法一方面在具体内容上——就像比较研究表明的那样——千形百状，有些宪法仅局限于单纯的框架性功能，本质上是任何人多多少少都能认同的政党纲领。行政机关尽管需要在立法框架内进行个案裁决，但依然拥有行动空间。

对于立法不作为、不充分的情况， 当适用与过度禁止原则相对应的不足禁止原则。国家任务私有化以及国家决策任由私人施加影响，已经触及了法律界限。

法院明确表示，宪法禁止国家逃避责任。当我们说法律秩序——整体地——宪法化时，是指基本权利条款、但也包括其他宪法原则无所不在地体现于整个法律体系中，指导一般法律之解释。

立法当服务于基本权利之实现，在很大程度上，立法是成就实现基本权利的前提的前提。如果国家优先考虑和那些利益得到有效代表的人群进行沟通，社会分层里的弱者和缺乏经济能力者的利益就面临被忽略的危险。通过和平或革命手段确立的法的优位性及其拘束力，也正在被国家高级代表们以迷惑人的方式使人对之产生怀疑。无论如何，在马克思期待的——可惜我们等不及了的——天堂般的无阶级社会到来之前，就会是这样的情况。然而，这一信条没有充分考虑到，私人应该而且必须第一位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然后必须颁布经得起理性检验的法律。

现实中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国家不再能有效地履行其应有的控制和监管职能。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

这是为立法义务设计的方案。国家层面也遭遇着惊人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沟通领域。

四、机会和风险刚才我介绍了国家代表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勾通情况，它和国家作出高质量决策的机会有关。政治程序的塑形本质上经由沟通性媒体完成，因为它们能够塑造和影响各种讨论意见，国家决策会听命于它。

然而，机会伴随风险：界限被逾越，责任被击碎。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法律的角色，考虑法律的准则性及其不可违反性。自霍布斯起我们就知道这点，马克思对我们的认知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里涉及到合法性、基本权秩序和政治党派的角色分配。

我们不想给利维坦松绑，但又想让国家和国家联盟组织有所装备，好在当有人为充分享受自我而妨碍其他人平等、尊严地生活时——为此托马斯霍布斯才发明出了利维坦——可以出手干预。法是在欧盟和类似的有普世诉求的文件中写下的共同价值的储存器和储藏室。

如果国家和法律成为谋求个人私利的工具，国家和法律就会颜面扫地。另一方面，许多宪法秩序缺少有效、确保一般法律合乎宪法以及法律适用时进行合宪性解释的实施机制。

它具有广泛的效果，具体是：基本权利不仅仅被视为个人抵御国家暴力之权利，还被看作确立价值的原则性决定，以及保障其内含价值也适用于私人主体、从而适用于私人间关系的国家义务。译者简介：黄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银行除了从事金钱交易外，还游戏金钱，打赌说食品涨价也会引起国家崩盘，有足够理由相信，它们能够通过运作使得打赌胜券在握。注释:本文为菲利普·库尼克（Philip Kunig）教授2012年6月11日接受雅典大学政治与法律系名誉博士学位时所做的演讲。这方面已经有了独立的职业团体，即所谓的院外游说人（Lobbyisten）。公民可以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可以是一个寡头性质的、拥有国际关系及强大市场权力的股份有限公司，即所谓的社会网络（soziales Network）——它们也是公民和基本权利主体，受到相应的保护。

它们通过在议会中组成各种党团，根本性地介入到议会中进行的——国家的——决策活动。单个国家、欧洲国家联盟和国际体系都面临这种情况。

但是，谁来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侵害？关于国家和社会二元划分的理论形成于君主立宪时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权力一方面受到法治国理念的牵制，与此同时，旧秩序还在发力，民主理念只是被容忍和不情愿地接受。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国家需要有依据以公共福祉为目标且经由民主合法程序产生的法律标准进行单方面决策的力量，需要有抵制反抗的力量——我要加上：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意愿。

这些观察不免让人担心。在这样的一副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画面中，近几年发生的事情难以嵌入。